过去三年200人通过GIP成PR｜今年预算案劫富济贫了？反对党：慎防两个新加坡出现
过去三年200多人
通过全球商业投资者计划
成为新加坡永久居民
2020年至2022年间，有约200名海外投资家通过全球投资计划（Global Investor Programme，简称GIP），申请成为了新加坡永久居民。
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部长刘燕玲2月23日在国会答复杨厝港区议员叶汉荣的口头询问时，透露以上数据。
全球投资计划由经济发展局旗下“联系新加坡”（Contact Singapore）负责，旨在吸引企业家和投资者在新加坡投资并创造工作岗位。
全球投资计划由经济发展局旗下“联系新加坡”负责，旨在吸引企业家和投资者在新加坡投资并创造工作岗位。（何炳耀摄）
叶汉荣补充询问，在这个计划下成为新加坡永久居民的海外投资家的业务和投资来自什么领域，以及他们在过去三年中的总投资额。
刘燕玲说，从2011年至2020年，通过这个计划的投资家带来了超过54亿6000万元的直接投资，并创造超过2万4000份工作。
这些投资家来自各种领域，其中包括科技、城市方案（urban solutions）和可持续发展、金融服务。
刘燕玲在答复国会反对党领袖、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的补充询问时透露，通过这个计划成为新加坡永久居民的投资家，占新加坡每年批准的永久居民人数不到1%，接着成为新加坡公民的更少。她并未透露确切数目。
刘燕玲说，移民关卡局会独立评估所有申请成为新加坡公民的人，包括全球投资计划下的永久居民。
毕丹星：
重新分配资源消除不平等
避免“两个新加坡”分裂
一个新加坡是与全球接轨的金融中心，机会处处，无论是新加坡人或外国人都享有高薪，大家协力推动经济发展；另一个新加坡是多数新加坡人生活的地方，人们觉得社会流动性不如过去，而且必须面对房价高涨的现实。
国会反对党领袖、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说：“这两个新加坡很容易就会成为现实，造成社会中的摩擦。新加坡是一个小红点，两个新加坡的存在，必然会相互擦撞。”
毕丹星22日参与新财年政府财政政策辩论时，通过勾画两个截然不同的新加坡，来呼吁政府把资源再分配放在政策制定的核心，消除不平等和扶持处在底层的人民。
他说，人的本能会引发嫉妒之心和沙文主义，加上你有我无的论述，很快会毒害社会，加剧分裂。在人口稠密的环境中，这些观点会迅速生根，并通过残酷的方式展现出来。
在2023年题为“携手前进新时代”的财政预算声明中，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宣布一系列“富人税”，包括增加高档住宅的买方印花税和调高豪华车税率，同时出台多项援助措施帮助弱势群体。
有评论者和媒体因此形容，这是一份“罗宾汉预算”，指政府是在“劫富济贫”。
对于这样的形容，毕丹星觉得有欠妥当。他认为，因为这么说会加强人们对“两个新加坡”的看法，导致高收入者和富裕人士，以及中低阶层形成对立。
“我的看法是，新加坡的社会契约必须是全民一心，大家齐头并进，一起应对不可预测和可能出现混乱的未来。我们必须提防社会出现分裂，不让富裕和高收入者，与其他新加坡人对立。”
两议员：子女估税扣税调整
不利中等收入在职母亲
在巩固社会契约的措施方面，同一天发言的另两名工人党议员陈立峰（后港区），以及蔡庆威（盛港集选区）都针对在职母亲子女估税扣税（Working Mother's Child Relief）提出看法。
他们都为中等收入的在职母亲发声，认为新的估税扣税方式对她们不利。
陈立峰说：“无论政府的用意是什么，我认为它向受影响的在职母亲发出让人沮丧的信号，使这项计划当初的象征意义黯然失色。”
蔡庆威建议，若是为了帮助低收入至中等收入的母亲，与其修改估税扣税方式，不如为收入低于某个水平的母亲提供一笔“母亲税务回扣”（motherhood tax rebate）。若回扣金额超过她们须缴纳的税，就把回扣换算成现金。
目前，在职母亲生的估税扣税额，是按她们收入的百分比计算，2025年起将改为固定扣税额。到时，在2024年1月1日或之后出生或领养的新加坡孩子，第一胎可扣8000元、第二胎1万元、第三胎起为1万2000元。
过去四年每年有3％
非新加坡工作准证者遭减薪
27名雇主被罚
在2019年至2022年间，每年有3％的非新加坡工作准证者遭减薪，27名雇主因未遵守程序就下调员工薪水被罚款。
永续发展与环境部兼人力部高级政务部长许宝琨医生在国会答复义顺集选区议员黄国光的口头询问时指出，为了让雇主在员工工作表现不佳的情况下，灵活调整员工薪金，人力部允许雇主下调员工薪水。不过，雇主必须获得员工的书面同意并通知人力部。
2019年至2022年间，人力部收到的减薪通报，占非新加坡工作准证者的3％。
2019年至2022年间，人力部收到的减薪通报，占非新加坡工作准证者的3％。（陈渊庄摄）
许宝琨指出，若对批准函中规定的减薪数额有争议，雇主必须出示员工同意的书面证明，并事先通知人力部。否则，无论减薪的原因是什么，员工最初的薪金将保持不变，雇主须补偿薪金差额。
如果雇主未经员工同意，或者在通知处长（controller）之前就减薪，他们将为每名遭减薪的员工面对高达1万元的罚款。从2019年到2022年，平均每年有27名雇主被罚款。
议员呼吁检讨外籍劳工
工作准证配额制度
议员呼吁政府检讨外籍劳工工作准证配额，以反映中小企业的实际人力需求，同时另设一个拥车证组别，以降低商业货车的拥车证价格。
蔡厝港集选区议员黄文鸿在国会的财政政策辩论时指出，一些中小企业认为外籍劳工工作准证配额太少，无法反映他们的实际劳动力需求。“他们无法雇用足够的工人来满足运营需求，要维持竞争力也有困难。”
黄文鸿指出，尽管外籍劳工税很高，但这些配额都用完。“这是否意味着配额制度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蔡厝港集选区议员黄文鸿指出，一些中小企业认为外籍劳工工作准证配额太少，无法反映他们的实际劳动力需求。（卓祾祎摄）
黄文鸿希望人力部向烘焙、连锁超市以及提供必要服务的企业发放更多工作准证。“这样一来，我们的企业可以雇用更多外国工人，以克服新加坡人不愿意担任这些角色的人力短缺，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力。”
黄文鸿也说，中小企业的主要支出之一是拥车证。可是，拥车证价格很高，特别是较大型的车辆，如商业货车。此外，企业必须支付车辆注册费、路税和维修费用。
黄文鸿说：“目前，一辆货车的拥车证大约是8万7000元。我们可否为商业货车设立一个独立的组别，并为这些公司提供补助，让实际用车者可以少付一些。”
他也建议，成立一个由人力部、新加坡企业发展局、陆路交通管理局和连锁超市等组成的行动联盟，探索成立24小时运作的货车和卡车车队的可能性。
潘群勤：购屋津贴调高
将推高转售价与土地价
前进党非选区议员潘群勤认为，公积金购屋津贴调高，将推高转售组屋价格，土地价也会跟着增加。政府得要有更多税收来资助增加的津贴，为纳税人造成不必要的负担。
潘群勤指出，土地价取决于转售组屋交易，转售价上扬意味着土地价格也会相应增加，新组屋的价格将提高。
这意味着买家须支付更高额的价格，或政府得增加津贴，才能确保新组屋是人们负担得起的。
前进党非选区议员潘群勤指出，土地价取决于转售组屋交易，转售价上扬意味着土地价格也会相应增加，新组屋的价格将提高。（白艳琳摄）
潘群勤说：“政府须要更高的税收以资助津贴的调高。越来越多税收以土地价的形式缴入国家储备金是无以为继的，对纳税人带来不必要的税务负担。”
潘群勤也指出，考虑到财政紧张的情况，若要增加住屋津贴，人们须支付更高的税。这个情况是政府处理土地收益的方式所造成的，按照目前的做法，出售土地所获的收益须存入储备金。
她认为，土地收入应被当做收益，不必存入储备金。这样一来，较高的土地价意味着政府有更多收益，可用于提供更多津贴，无须增加税收。
洪维能建议政府
建造更多等候时间较短组屋
西海岸集选区议员洪维能建议政府兴建更多等候时间较短组屋，数量多达预购组屋供应的一半，将等候期缩短至两年以内。
西海岸集选区议员洪维能说，在冠病疫情期间，许多年轻人居家办公，更多人想要购买属于自己的房子。（蔡家增摄）
洪维能说，在冠病疫情期间，许多年轻人居家办公，更多人想要购买属于自己的房子。考虑到政府的资本支出，等候时间较短组屋（Shorter Waiting Times Flats）的供应显著增加会是相对安全的。
他认为，若这类组屋占新组屋供应的50%，不太可能导致太多单位空置。这是因政府组屋的需求不会转眼间下滑50%。
“建屋发展局还是会有余地根据需求的变化，调整建造预购组屋的步伐。这有助让年轻家庭更快买到自己的组屋单位。”
国家发展部长李智陞2月宣布，到2025年，政府计划每年推出2000到3000个等候时间不超过三年的组屋。
在育儿假方面，洪维能也建议政府考虑增加雇员可申请的育儿假；育有七岁至12岁孩子的父母，每年可为每一名孩子申请两天育儿假，顶限为一年四天。目前，无论雇员有多少名孩子，只要最年幼的孩子介于七岁到12岁，他们每年最多可申请两天育儿假。
潘群勤：
赚较多的公司应缴更多税
此外，潘群勤也认为，赚越多的公司应缴更多税，政府可利用这些额外的公司税收来降低新加坡的商业和生活成本。她也认为应该根据税前盈利征收公司税。
前进党非选区议员潘群勤指出，赚最多的公司所缴的税，占盈利的比例最低。
“根据财政部对我提出有关不同盈利水平的公司所支付的公司税的答复，可以看出，2018至2021估税年，税前盈利介于20万至1000万元的公司，平均缴的税占盈利8％至9％。那些盈利较高的公司的占比反而较低。”
盈利介于1000万至1亿元的公司，占比为5.1％、1亿至10亿元之间的公司的占比是2.8％，超过10亿元的占比为0.9％。
潘群勤说：“这是非常不公平的。财政部的答复指出，实际税率应根据应缴税收入（chargeable income）的百分比来计算，而不是根据税前盈利。我不同意这一点。”
盈利介于1000万至1亿元的公司，占比为5.1％、1亿至10亿元之间的公司的占比是2.8％，超过10亿元的占比为0.9％。（档案照）
潘群勤指出，税前盈利是根据国际公认的会计标准计算的，但应缴税收入可能受到不同因素影响。例如哪些费用可以扣税、哪些不可以；哪些收入可以征税，哪些不可以；哪些资本支出可以在一年内支出，哪些可以在更长时间内支出等等。
“因此，若要全面了解我们的税收政策对企业的影响，不仅仅是公司税率，还包括税收优惠、免税和其他待遇，我们应该比较缴税额与税前盈利。”
【国会观察】饼该怎么分
2023财年政府预算案出炉超过一周，你用预算案计算机查看了自己能获得多少补助吗？数额是否令你满意？又或是你觉得自己只分到了很小的一块饼？
如果说，你应该庆幸自己分到较小块的饼，因为这意味着你不是最需要帮助的群体，你是会感到安慰，还是觉得是自己的需求被忽视了？
国会22日就新财年政府财政政策进行首日辩论，其中一个引来较多人议论的政策，是有关在职母亲子女估税扣税制度的调整。2025估税年起，在职母亲无论收入多寡，一律是每名孩子给予介于8000元至1万2000元的固定扣税额，不再是根据母亲收入的特定百分比来计算。
对此，不论执政党或工人党，都有议员站出来建议政府重新考虑。行动党议员陈舜娘（东海岸集选区）说，年收入超过5万4000元（月入约4500元）的在职母亲，扣税额会显著降低，但她指出，不管一个人收入如何，都不可能在平衡工作和育儿责任上没有压力。
工人党议员蔡庆威（盛港集选区）更是毫不客气地批评，想要打造齐心为家的新加坡，却做出这样的调整，非常讽刺和自相矛盾。他建议，如果目的是让中低收入在职母亲受益，不如为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在职母亲，提供额外的扣税额。
第四代领导团队在新加坡携手前进运动中多次强调，更新社会契约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困难的权衡取舍。这一次，“在职母亲子女估税扣税”计划的调整就让很多人，尤其是中高收入者猛然意识到，在他们呼吁加强社会福利时，他们原来享有的一份竟然被割舍了。这也是预算案“分馅饼”与资源再分配的难处，毕竟当馅饼只有那么大，有人拿得多，必然有人得拿少——尤其是条件比较好的人。
与其为有限的资源抢破头，参与辩论的执政党和工人党议员异口同声地把焦点放在如何让馅饼变得更大上。不少议员梳理出新加坡经济发展的痛点，如人口老龄化和劳动队伍萎缩，再试图对症下药提出解决痛点的建议。
相较2022年因消费税而剑拔弩张的辩论气氛，2023年的预算案辩论多了份和气。国会反对党领袖、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参与辩论时，虽维持反对党姿态，但声明了工人党会支持新财年预算案，并在字里行间表达对执政党一些政策的认可。例如，在提到政府必须果断干预来扶持底层人民时，他说：“我必须说政府已在这方面采取行动，例如，黄副总理在他的预算案声明中花时间强调弱势儿童须要尽早得到帮助。”
毕丹星也提到，一些新加坡人，包括行政部门成员和其他高级公务员，专注于维持新加坡在世界的影响力，和想着如何扩大经济馅饼。“他们的努力不能也不应被低估或轻易忽视。包括工人党在内的许多新加坡人都知道，正是因这些人和他们先辈的努力，我们今天才有能力为新加坡同胞提出其他资源再分配政策。”
有人形容新财年预算案“劫富济贫”，但如毕丹星所说的，这样的用词反而把高收入者与中低收入者对立起来。
也许我们需要的是转变一下视角。议员周凯年（蔡厝港集选区）就为人们应如何看待这次预算案，提供了另一个角度。他说，与其关注我们没有从预算案中得到什么，不如看作是我们为扶持社会中更有需要者而做的奉献。“我不认为这是个劫富济贫的预算案，而是个大家共享，每一个人为其他人多付出一些的预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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